南阳新开2条公交线路 经过你家门口吗？

在此情形下，强制公开程序的设计应尽可能地使第三人、申请人参与到行政程序中来，为他们提供充分表达利益诉求的机会，从而使行政机关能够深切地认知各方利益的重要性。

美国虽在信息公开法中没有类似之规定，但其信息公开实践却采取了这一做法。同前注[9]，Frederick F. Shauer文。

[6]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编写的《中国行政审判案例》（中国法制出版社）迄今已出版4卷，第1卷的书名为《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自第2卷后更名为《中国行政审判案例》。[2]一般认为，隐私权不属于财产权，而属于人格权。不过，由于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的规定是，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这种审查仅在剥夺生命、自由或者财产的情形才会发生。这种地位决定了它不仅可以补充成文法，还可以矫正成文法。[5]因此，现在需要讨论也值得讨论的主要是可否在《条例》规定的程序之外增加听证程序这一问题。

[1]需要说明的是，有些规章对较大数额罚款的规定分个人、个体经营者、法人与其他组织三种情形，对个体经营者的规定高于个人，低于法人和其他组织。是故他们的所在，无论在哪一时期，纯赖人类的愿力：人类要他们怎样。从李步云先生在论述人权本质时从未将二者剥离开来的事实来看，这说明这二者在李步云先生视野之中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

离开利益讲人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人权是利益的升华，而利益是人权的动力。由此，从个体的思想、行为到国家的治理模式已经形成了互为关联的压抑个人利己的利益的社会共同体，个人利益已经被有效遏制、无处伸张。同时，市场经济还将逐步改变人的旧观念，促进人们的自主意识、权利意识、自由思想、平等观念和民主思想的健康发展。

[4]406在李步云先生的人权话语体系里，他牢牢地抓住了利益这个基本点，反对离开人的利益去讲人权。基于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否定利己利益观念的深刻体认，李步云先生不仅在研究法治时始终对所谓的德治持高度警惕与审慎的态度，而且在人权研究中不遗余力地倡导利益观念，并将利益归结为人权的本质，以摆脱传统文化之羁绊、消除人们陈旧观念之积弊。

因此，一些学者往往将正义看作权利的本质。[7]61第四，权利是永远不断发展变化的。注释： ①权利本质存在多种解说，主要包括：资格论、自由论、意志论、可能论、利益论、法力论以及多要素说等。并认为正确理解人权本质是认识人权、理解人权并由此形成良好人权意识的关键所在。

从成因来看，该人权本质观是沿着权利本质的基本范畴而展开：从价值来看，该人权本质观丰富了人权研究的基本范畴并有利于澄清人们在人权问题上的一些错误认识。【关 键 词】人权/本质/利益/道德/二元统一 亦如权利本质的多元性与复杂性，①作为人权理论基本范畴的人权本质无疑是我国当代人权理论界充满争议的主题，存在多种理解的向度及可能性。基于对历史上义、利传统的理解与西方道德权利历史传统的深刻体认，李步云先生深谙义对人权而言的价值，并发展了义的概念。在人权本质问题上，李步云先生既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换言之，李步云先生认为人权的本质就是人的利己的利益。相反，李步云先生从人权问题在中国面临的文化困境出发，对所谓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不以为然。

众所周知，在儒家文化影响下，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重义轻利的社会。可见，马克思的利益观对李步云先生的人权本质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规定了其人权本质观的内在精神。

⑦参见李步云：《走向法治》，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6页。康有为就曾倡导去苦求乐的人道主义原则，提出为人谋者，去苦以求乐而已，无他道也。例如，在二元统一人权本质观中，利益与道德内涵如何进一步完善？利益与道德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二者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轨迹又将怎样？二者之间的关系最终将走向何方？这是该人权本质观尚有待更为深入阐明之处。这是一种不正确的和有害的理论与实践。转引自杜钢建：《中国近百年人权思想》，汕头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它自身的规律性，但一点也离不开人的自觉活动。

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深刻认同马克思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一文中所说的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9]187这一论断。他主张在人权问题上要敢于言利，因此对市场经济给予了充分的评价并寄予了很高的期望。

人权现象以其内容的丰富性和广泛性，决定着人权意识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里可从三个方面来解读：人权是利益的外衣，而利益是人权的内在。

李步云先生在《现代法的精神论纲》一文中就曾一针见血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从孔夫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不仅支配过古代人们的思想与行为的模式，也影响到现代。第二，有利于澄清人们对人权的片面认识。

显然，诸如此类问题无疑需要李步云先生进一步在理论上作出相应的回应、解答或调整。但利益与人道主义的内在张力使得他的人权本质观呈现一定的矛盾与冲突，于是他试图在现实与理想之间进行调和，既做到实现人们的利益又彰显人道主义的精神。如此一来，用二元统一的人权本质观解说全部人权现象将承受不可承受之重。当代人权研究中所言的道义，实际上是人道主义，而非传统的维护纲常名教的封建道义。

[7]60 人权是一种权利，但并非所有的权利都是人权。李步云：《法理探索》，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页。

拉丁文jus兼指正义和权利，英文right同样如此。因此，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认定，人权的客观存在是由人权的客观本质决定的。

[6]458-459 第三，强调义与利的辩证统一。这种将人权本质归结为一两个方面的观点也许只能是理论家的理想追求。

而且他也进一步指出：‘利与‘义都是人类不可或缺的，它们是构成人权的两个基本成分，是决定人权本质的两个重要因素，是推动人权进步的两个重要力量源泉。参见郭道晖：《法理学精义》，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6-90页。就中国社会现存问题而言，抓住利益谈人权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而人权的主观本质即人道主义由于只是全人类一种共同的道德价值取向与追求，[4]443因而相对于人权的客观本质而言居于形而上的地位。

二是有些学者将人权的本质与人权的其他范畴混同或等同，故不单独再研究人权的本质。如早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智者学派的安提芬就将自然与利己联系起来，认为自然就是自私或利己，就是对个人享乐和权力的追求。

不过，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李步云先生并不主张为了赤裸裸的利益，而置道德尤其是人道主义于不顾。该人权本质观表明，只有站在利益与道德的立场上，才有可能系统地、全面地、客观地与公正地认识与处理各种人权问题，而不被意识形态的偏见所诱导。

除此之外，李步云先生的二元统一人权本质观也没有从理论层面对从要求、资格、意志等视角单独或综合去研究人权本质的观点的片面性或局限性予以批判或检讨，而仅仅将利益与道德作为窥探全部人权现象唯一窗口。类似的表述还有‘利与‘义构成人权的两种基本成分，是决定人权本质的两个重要因素，是推动人权进步的两个重要轮子。